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大范围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尤其是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国之间的博弈来看，相互较量的激烈程度并没有减弱，一定程度上说甚至是更强了，由军事领域的竞争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全面交锋。要搞垮一个国家，也许不需要诉诸武力，通过其他手段就能达到，也许不需要从外部攻破，通过内部瓦解就能使其不攻自破。现在，大国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呈现出总体性、关联性、隐蔽性等特征，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安全观，以更为完备的安全体系、更为强大的安全能力，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风险挑战。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全局上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对各重要领域的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顺利推进提供牢靠安全保障。新征程上，要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推向前进，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艰难险阻，迫切需要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安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一种文明生生不息、赓续向前的重要保障。世界上很多曾经显赫的民族、强大的帝国、辉煌的文明，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与安全破防直接相关。比如，亚洲的古印度文明、波斯帝国，非洲的古埃及文明、迦太基古国，美洲的玛雅文明、印加帝国，它们的灭亡固然有很多因素，但外敌入侵通常是最后的“致命一击”。
中华民族能够绵延至今，与我们自古以来注重安全密切相关。《左传》讲：“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正是有着这样强烈的安全意识，中国很早就开始修建长城、驰道等重大工程，后来又不断完善，形成了一道有形的和无形的安全防线，对保持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核心圈的总体稳定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全是中华民族国土不分、国家不乱、民族不散、文明不断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后盾。
今天，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处于从发展中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由大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从外部看，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我们受到的猜忌、攻击、打压和破坏多起来了，来自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安全威胁不可避免，同时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趋尖锐复杂；从内部看，发达国家在几百年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几十年内集中出现，而且相互叠加、彼此交织，其潜藏的风险之高、解决的难度之大不言而喻。这些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去的坎，是我国由大到强发展过程中的“必答题”。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保障国家安全的治本之策在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工作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工程，犹如一张条条相连、环环相扣的大网，需要树立一盘棋意识，强化系统化的制度安排，构建起党委统筹抓总、部门各司其职、条块紧密结合、上下协调联动的大安全格局，达到“壹引其纲，万目皆张”的效果。党的二十大从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力量布局等方面对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出要求，强调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等，为进一步夯实国家安全制度基础指明了方向。
保障国家安全，关键在于把制度执行好落实好。再完备的安全制度，如果没有强大的执行能力作支撑，也有可能落空，成为“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全面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必须切实增强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使国家安全得到有力有效的保障。同时，国家安全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公共安全，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安定有序，是最基本的民生，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古语云：“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共安全，人们的生产生活将无法正常进行，国家安全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从人类历史来看，公共安全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出现并不断凸显的。前工业时代，虽然也出现过诸如我国唐朝长安城、宋朝汴梁城以及西方的古罗马城等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总体上人们还是以分散式居住为主，公共安全问题并不突出。进入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兴起，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各种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人们交流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多公共安全问题从一国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全球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广东深圳打造“圳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广东省深圳市95%的食用农产品、85%的食品和100%的粮食均源自外地输入，具有明显的食品安全输入性风险特征。为了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基础上满足消费者的旺盛需求，深圳启动“食品安全战略工程”，建立供深食品标准体系，打造了高于国家标准的“圳品”，经过严格审核认证，把全国各地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带到深圳百姓的餐桌。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安全感由2012年的87.55%上升至2021年的98.62%，10年来始终保持高位。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在公共安全事件易发、频发和多发期，公共安全问题总量居高不下。一段时间以来，火灾、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害等时有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对于公共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必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警觉，着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为人民群众编织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维护公共安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持预防为主，最大限度排除风险隐患、降低事故概率。无数事实表明，任何一起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前，都有一些苗头和端倪出现，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航空界著名的“海恩法则”提出，每一起严重飞行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现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以事后处置为主向以事前预防为主转型，目的就是将维护公共安全的关口前移，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很多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别是安全生产事故和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出现，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逃过政府监管“跑出来”的。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中之重，必须加强对建筑、矿山、化工、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制度化常态化安全监管，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食品药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公共安全体系中极为敏感和重要的领域。特别是近年来生物安全风险不断加大，与之相比我们的监管体系和能力还有一定差距，必须尽快加强这方面的建设，筑牢我国生物安全的“防火墙”。
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最重要的是突出一个“急”字，很多时候都是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必须与时间赛跑，以最快速度进行应急处置和救援。比如，地质灾害发生后就存在救援“黄金72小时”的说法，在此期间，救援人员每多挖一块土、多掘一分地，被困者就多一分生还的机会。对抗自然灾害、应对突发事件，必须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手段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等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内提高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着力布局全国区域应急力量中心和体系，确保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和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社会治理关乎人民安居乐业，关乎社会安定有序，是一个国家安全状况、民众幸福程度的重要体现。美国盖洛普2021年调查显示，中国在治安安全的全球民调中高居第二，其中在“独走夜路感到安全”这项指数中，中国排名第三。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我们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实际上同许多国家相比，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去过国外的游客都有切身体会，白天看一些国家的景点很“高大上”，但到了晚上便不敢出门，害怕被抢劫，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某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宣称要给予民众“免于恐惧的自由”，却枪击案频发、种族歧视引发的暴力冲突不断出现，社会治安状况并没有让民众有足够的安全感。
社会治理与经济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治理的对象、环境、手段和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相互嵌入的特征更加明显，给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到2022年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9亿多人口生活在城市或城镇。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面对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特征，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山东聊城“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
作为山东省首批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聊城市以“城市大脑”作为智慧聊城建设的中枢系统，通过连接散落在城市各个单元的数据资源，打通城市神经网络，围绕精细治理、公共安全、产业赋能、民生服务、决策指挥五大领域，接入5万多路视频监控资源，汇聚20多亿条数据，上线30多个城市治理领域的应用场景，初步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治理新模式，提升了城市治理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打造社会共治“同心圆”。现代社会治理越来越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共建共治共享的特征日益明显。这其中，就涉及政府和其他治理元素的关系问题。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面临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好，加剧了社会的失序和撕裂。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把各方力量凝聚起来，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横向上我们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纵向上我们打造了从中央到省、市、县、乡五级党委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安徽六安叶集探索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推动作用，通过探索“无事”找书记活动、建立乡村“书记热线”、打造“服务型”网格等创新举措，让群众遇到急难愁盼问题首先想到党支部、找到村（社区）书记，并通过“接单—理单—评单”等方式有效办理解决，真正让基层社会矛盾在第一线化解、在最末端解决。
北京东城“小院议事厅”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草厂社区是首都老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有大大小小460多个院子，实际居住740多户，约2500人，在这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院议事厅”。它成立于2012年， 经过10余年的实践，积累了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五民”群众工作经验，成为北京社区治理的一个响亮品牌。在草厂社区，无论是燃气改造、院落提升、示范街区创建，还是开展各类主题教育、垃圾分类等，居民身边的大事小情，都能在“小院议事厅”得到解决，形成了邻约共守、邻情共知、邻事共理、邻困共帮的和谐局面。
擦亮化解矛盾“金招牌”。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创造了著名的“枫桥经验”。几十年来，从“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2003年开始形成的“浦江经验”，提倡“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让领导干部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围在一张桌子上”，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力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化解了社会矛盾。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充分汲取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的有益做法，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注重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把好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责任关，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织密治安防控“守护网”。近年来，随着以扫黑除恶为代表的一系列打击违法犯罪行动的深入开展，我国社会治安环境显著改善。仅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就打掉涉黑组织160余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520余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万余起。现在，各种黑恶势力无所遁形，过去的“村霸”“菜霸”“沙霸”“矿霸”已鲜有踪影，成为“江湖中的传说”。社会治安状况的明显改观，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比如，北京“朝阳群众”、天津“小巷管家”、广州“街坊”、昆明“红袖标”等治安志愿者，在摸排违法犯罪线索上屡建奇功，成为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
中国古训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古往今来执政者必须完成好的一张答卷，也是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在前进道路上，我们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将在现代化的征途上不断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